谢迁，字于乔，号木斋，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着名阁臣。历任翰林修撰、左庶子，弘治初进少詹事兼侍讲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进詹事，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为人秉节直谅，见事明敏，善持论，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政绩卓着，时人云“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为当时世称的“下三贤相”之一。武宗嗣位，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时宦官刘瑾专权，排斥忠良，谢迁上奏请诛刘瑾，不纳，遂与刘健同致仕归，后遭刘瑾报复，夺诰命，刘瑾死后，复职，致仕。嘉靖年间复入阁，居位数月，力求去，去世，赠太傅，谥号文正，着作佣归田稿》八卷，《湖山唱和诗》二卷传世。
谢迁，生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东山乡第四门，殿试中状元，授以翰林院修撰。孝宗即位后，宦官郭镛要求挑选妃嫔充实六宫，谢迁向新登位的明孝宗进谏：先帝的陵墓还未建成，挑选妃嫔从礼仪上讲，应当从缓进校尚书周洪谟等人都赞同谢迁的意见，孝宗采纳，在当太子时，谢迁早就是讲官了。待孝宗即位，谢迁每次向他讲课，竭力使他掌握做好皇帝的道理，孝宗多次夸他讲得好，晋升为少詹事兼侍讲学士。
朝廷命谢迁同李东阳入内阁参与政务，谢迁正料理父母的丧事，竭力推辞，直到居丧结束才接受任命，随即又晋升为詹事，并继续兼任侍讲学士。以后皇太子出阁时，又加封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上书皇帝，劝告太子亲贤者，远佞臣，勤学问，戒安逸，皇帝对此，颇加赞扬。
尚书马文升提出大同边警，饷费不足，要求增加南方两税折银的数字，谢迁表示反对，他：先朝因为南方赋税较重，所以用折合银两的办法来减轻，如果再提出增加，恐怕百姓不堪负担。结果马文升提出的议案没有被通过。
弘治朝末时，孝宗想刷新朝政，治理弊政，内府所有的库房、仓场与马坊，宦官作奸违法的事，不易彻底查清。御马监、腾骧四卫勇士，自以为禁军不属兵部管辖，都挂空名领取军饷，弊端尤其严重。谢迁找机会把这件事报告孝宗，并提出根除弊赌策略，结果赢得了皇上的赞同。
谢迁仪表堂堂，相貌俊伟，办事坚持原则，为人光明磊落，遇事明了，处理迅速，善于据理论争。谢迁和刘健、李东阳一起辅佐皇帝，当时人们评价：“李公谋略高超，刘公办事果断，谢公谈吐尤健。”三人均被誉为“贤相”。
武宗即位后，谢迁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宦官刘瑾乘皇帝年幼，独揽大权，排斥忠良。谢迁认为事关国家兴亡，决心“触危机而罔恤，当逆峰而直犯”，多次向皇上陈述已见，但都遭到拒绝，直到要求诛杀刘瑾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谢迁就同刘健一起辞官回家了。
刘瑾对谢迁怨恨不已，一个叫焦芳的人，由于投靠刘瑾而挤入内阁，对谢迁也深感不满。刘瑾、焦芳一伙借口浙江推举的德才兼备的人，如余姚人周礼、徐子元、许龙，上虞人徐文颜都是谢迁的同乡，而草拟的诏书又出自刘健之手，胡余姚隐士这么多，肯定徇私勾结，互相拉扯。企图以此作为谢迁、刘健的罪状。他们假传皇命，将周礼等人关进监狱审讯。刘瑾还企图逮捕刘健、谢迁，抄没两家财产充公，幸亏李东阳竭力为他俩解脱。结果，朝廷将周礼等人统统发配到边疆服役，并且下令：从此余姚人不得入选京官，只能派作县令。
刘瑾倚仗权势，撤消了皇帝给予刘健、谢迁等人赐爵授官的诏命，并追回皇帝赏赐的玉带、官服等物品。与此同时，撤消授官诏命的竟达六百七十五人，当时，人们都为谢迁的安危感到担忧，然而谢迁依然与客人下棋赋诗，镇定自若。
刘瑾被诛后，朝廷恢复谢迁的官职，但他推辞不受，世宗即位，派遣使者慰问谢迁，起用他担任参议。谢迁派儿子谢正入朝谢恩，并劝明世宗要勤奋学习，效法祖宗，善于纳谏。世宗亲自下诏令派传令官到谢迁家去征召他入阁复职，并命令浙江的巡抚、按察使敦促谢迁起程赴京。
此时，谢迁已是七十九岁的高龄，不得已只好奉命北上，世宗待谢迁十分优厚，气寒冷时叫他不用上朝参见。一旦得知谢迁生病，又是派太医，又是送药物，还叫专管酒宴的光禄卿送上美酒佳肴，第二年三月谢迁终算告老还乡。“虽残伏枕还忧国”，谢迁回乡后还念念不忘国家兴亡，世宗也常派遣官员问候谢迁的起居。谢迁在家中去世，年八十三，世宗特赠太傅的官衔，谥号文正，葬于余姚东山乡伏虎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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