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到了养心殿，恭亲王并军机大臣都到了，太后先发下折子让众人观看，果不其然，太后起怎么料理，恭亲王就提出了一个事儿，出了自己个的疑问：“这奏报里头，两广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难不成，这一路过来，就没靠岸？就算广州进不去，这香港，原本就是在英国人手里的，若是到了香港，咱们必然是知晓的，怎么可能都到了宁波府才有了消息？”
“议政王的极是，”文祥接口道，“若不是到了宁波府，怕是直接到了大沽口都不知晓！”若是这样，那可实在又是惊的祸事，“美国人怎么收了钱都不办事的。”
太后也从原来的惊喜之中回过神来，冷静思考了一番，点点头，“文山的有理，议政王，马上照会美国大使，问清楚到底是怎么个回事，要是他们这样收钱不办事儿，那明年的合约就不交给他们办了。”
“是，”恭亲王应下，“虽然如今军舰未到，可有件事儿，军机处拿不准注意，还要请太后旨意。”
“议政王请。”
“这为数九百万的军舰，算起来大大也该有四五十自然要另外立水师了。这水师是放在南边还是北边，请太后定夺。”
太后心领神会，针对这个舰队的归属问题，朝野早就虎视眈眈，吵得不可开交。自觉有份能抢夺到这块肥肉的集团为夺取该舰队的控制权开始角逐。其中呼声最高的就是曾国藩。曾国藩是如今王朝内最大的实力派。对控制该舰队，曾国藩翘企之至。他除持湘军的实力地位，还运用其他的狡猾手腕，与奕欣等斗法。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坚持三条对该舰队的期望，其一：轮船驶至安庆、汉口；其二：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其三，有关事宜由“臣与胡林翼商定”。其实曾国藩的三点期望都是有很大目的性了，第一条驶至汉口是假，但汉口在曾国藩的实力范围却是真，，后两点中，也有含糊其词、欺上瞒下的意思。总之曾是准备把该舰队收归己有，“称霸”一方。
奕欣则反对舰队上驶至安庆，他则要求该舰队驻守在北方，用于防御洋人之用。而曾国藩硬“用之于江面”，“所部兵丁并非生长海上，势不能于重洋用武，不敢不据陈奏。”好笑的是，曾国藩从咸丰十一年起就强调“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以后又不断重复此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曾国藩为了能够得到该舰队已不乏掩耳盗铃之拙。
另外一个就是李鸿章了，李鸿章自曾国藩平定江宁之后，收到幼王和李秀成的投降之后，就率淮军一退数百里，抵达沪境，与上海的官绅相继熟稔，羽翼渐丰，上海相对优势的条件是他颇为踌躇。从筹够该舰队起，至该案结束，上海到处处于近水楼台的地位。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掌握了上海这个财赋重镇，并同曾国藩联系密切，结成“湘淮一家”式的联盟，上海当时号称“月收百万”，仅海关税收就占全国海关税收的一半以上。李鸿章“当暴富之名”开始流传了出来。
奕欣身为先帝咸丰的弟弟、当朝皇帝同治的叔叔，又是议政王之尊，主持军机处、总理衙门、内务府、宗人府，为臣者无出其右者，清政府的外交、政治、军事以至皇室事务都归其秉持，可谓军国枢纽在握。若是北上，奕欣集团可代表清政府名正言顺地控制该舰队。还有浙江巡抚左宗棠、亮光总督黄宗汉、福建巡抚徐宗干都想在这里头分一杯羹。
“太后，臣以为，还是要摆在北边的好，”恭亲王道，“道光二十二年，宣宗皇帝三次下谕，饬川鄂及沿海各省积极制造大船，并设法购买，同时还要奖励“捐资制造”者。为何如此？不过是洋人仗着船坚炮利，在海上肆无忌惮，津，这京师门户大开毫无防备，先帝在时，也是想着如何才能拒洋人于国门之外，永通桥虽然胜了，此胜却是不可复制，更不可能在海上复制，若是放在南边，这北疆必然是空虚依旧。”到前朝恨事，恭亲王只有比太后更恨的，“宣宗皇帝当年在奉先殿哭列祖列宗牌位，臣也是在的，”恭亲王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刚毅，“这水师，若是要建，首先就要建北边！”(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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