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1963年1月26日夜
广州
今是大年初二，又是礼拜六，华灯初上时，永汉路两边的骑楼热闹非常。“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农业赶上了一个丰收年，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恢复，副食供应也丰富了许多。在别的省份已经极少见的个体经济和路边摊贩偏偏在广东顽强地存在，这大概与广东人喜欢吃的性有关。永汉路上人来人往，个个喜气洋洋，各家各户门口贴着红艳艳的春联，街边的食肆和店香味扑鼻，大喇叭里播放着粤曲唱段，显得年味十足。
一个中等身材、文质彬彬的中年人在骑楼下慢慢走着，就像一个刚刚下班的机关干部，身穿半新旧的蓝色干部服，腋下夹着张报纸，手里还拎着个随处可见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在人群中显得毫不起眼。
他走走停停，时而在某个摊前拿起个玩意儿看看，又放下，接着往前走。像是偶尔看见家对面的一家“粤北吃店”，他走过街，看了看前后，才慢吞吞走进店。
他坐在门口的一张桌子，要了份南雄酸菜饺和一碗汤，慢慢吃着，眼睛不经意似的看着玻璃门外。当他的目光看到正对着门口的一根骑楼柱子时，眼睛定了定神，心不由得狂跳起来。那根骑楼柱子中间偏下的地方用粉笔划着两个十字，像是附近顽皮孩子的涂鸦，可他心里明白，这是情报局的上峰让他去立即去新约定的秘密联络点取指令的信号。
他就是“西江一号”！
上一次联络他还是在一年以前。那次，总部派来的人联络到他，传达了叶翔局长本人亲自下达的指示，让他搜集指定的情况。他借助在公安厅的职务之便，很快把了解的情况密写了一封密信，放到指定的交换点。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再也没派人找过他，也没有任何指示。
差不多十前，他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本地的平信，是新华书店告诉他邮购的书籍无货。他回家后轻轻揭开邮票，涂上药水，果然在背后发现了组织上给他的缩微指令。
指令的内容有三条：
一、迅速搜集对“田之雄事件”的处理情况，并尽快将情况密写后寄到一个新地址；
二、启用新的联络方式，每月第三和第四个星期六到永汉路“粤北吃店”门口的骑楼立柱上查看联络暗号---粉笔画的十字；
三、见到联络暗号后，到越秀公园湖边一座假山边的活动石块里进行情报交换。
第二下午，他将了解到的关于“田之雄事件”的情况密写在一封刻意改变笔迹的普通家信字迹间，坐车到番禺，找了个邮电所，投递了出去。
今是1月的第四个星期六，又是大年初二，他特意选择傍晚逛街人多时才从公安厅大楼出来，回宿舍换了身便装，先在附近几条马路上逛了几个来回，确定身后没有可疑的人，直在近黑时才慢悠悠走到永汉路，找到了那家吃店，也看到了那个让他去交换点的联络暗号。
他慢条斯理地吃完酸菜饺，出门假装一不心把报纸掉地下了，借蹲下捡报纸的霎那，擦掉了其中一个十字，这是约定好的信号，表示收到指令，然后起身慢慢走回他的宿舍。他想好了，这个时候公园恐怕已闭园了，游人绝迹，他的目标太显眼了，现在去取风险太大。明是礼拜，借晨起锻炼的名义去再合适不过了，估计这也是叶局座精心设计礼拜六联络暗号的用心吧。
想起了叶翔，十几年来的一幕幕往事随着他一步步沉重的脚步逐一在他脑海里翻腾开来。
日本人投降那年，他还是个在广州的在校大学生，因为在校内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被日本人追捕，经地下党安排到了粤北，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北江支队。在这支以粤北农民为主体的抗日队伍里，作为知识青年的他很快脱颖而出。到1947年下半年他已经成为北江支队一支下属游击队的政委了，可就在这一年他的游击队遭受国民党军的伏击，几十饶队伍全军覆没，他与12名队员弹尽力竭被俘。他因为政委的身份，被单独关押、审讯，面对枪毙的威胁和酷刑的恫吓，更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军全面进攻的形势使他产生对前途的失望，他屈服了，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很快，他被移交给保密局。
在被送到保密局“重庆训练班”培训时，他遇见了时任保密局“渝特区”区长的叶翔，叶翔对他印象不错。当他训练班结业时，叶翔已调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特意把他要来，带回广东，为他设计了一套潜入计划，假装将他与他的12名队员从监狱转运，在押解途中借口暴动，将12名队员全部射杀，造成他单独脱逃的假象，顺利地返回支队。
这时已是1948年，仅仅一年多，国民党败相已露。
他也曾自责过、懊悔过，尤其是他亲眼目睹那十几个曾经同艰苦共患难的弟兄在保密局特务的机枪和卡宾枪的弹雨中纷纷倒地时，他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但他心里明白，他已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根本就没有反抗的资格，更没有向党组织坦白的勇气。他的身份已不仅仅是党的叛徒，还是让人痛恨的军统特务。在东江纵队北江支队这支孤悬敌后艰苦奋斗的队伍里，叛徒和特务的下场是注定的，更何况，他的手上也沾满了那12个战士的鲜血。
他回到队伍里，传奇的事迹使他成为英雄，他很快又成为第四独立大队的副政委。这时，解放军摧枯拉朽般地席卷大陆，1949年4月，他的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北江第一支队；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诞生，两周后，广州解放。
其间，也不是没有人怀疑过他只身一人返回部队的不寻常，可当广州解放后，公安局从接收的监狱档案中找到了他被审讯的笔录和有关转运途中发生暴动的记载，印证了他英勇不屈事迹的真实性，那些怀疑便烟消云散了。
解放后，他的部队被改编为省公安总队。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他被选拔从总队转业进入公安厅工作至今十来年，也成为一名要害部门的领导干部。
其间很长时间，叶翔一直没有联络过他，他甚至以为是不是保密局已经把他给忘了，或者兵荒马乱的过程中关于他的档案遗失了，叶翔不会再找他了。于是，他带着内心深深的自责和忏悔勤奋工作，努力进步，而且从不对人吹嘘在北江支队的革命经历，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直到1955年，平静被打破。叶翔派了人按照约定好的联络方式与他接上了头，让他搜集有关“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后的反应，他才恍然大悟，恐怕此生再难摆脱那只来自对岸的手的控制了。
此后又过了好几年，他的职位慢慢升上来，叶翔却又一直没有派人再联系他。直到有一，他在内部通报中看到，叶翔升任“情报局”局长之职，他才有所明白，叶翔让他蛰伏的目的。一方面是保障他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在耐心地等他长大长高长壮。果然，去年，叶翔下达指令，让他搜集特定的情况。他虽然不明白叶翔的用意，还是尽力搜集了些情况并传递出去。此后一年时间，又不再有人找他，但他心里开始惴惴不安起来，下意识地觉得蛰伏的日子可能快结束了。
接下来发生的追捕莫之英未果和田之雄叛逃事件，让公安厅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他受惊不。他知道，莫之英是来与他接头的，幸亏莫之英机灵，觉察不妙，断然放弃接头的计划；而田之雄又放跑了这个从一起长大的兄弟，甚至与他一同越境出逃，否则，他必定难逃一劫。真是祸兮福所倚，田之雄叛逃的发生，让公安厅内部从厅长以下一大批干部受到处分，他倒因祸得福，担惊受怕之余，他暗自庆幸。
这些年国内遭遇重重困难，对外有美国和西方各国的封锁，与苏联关系又全面恶化，对内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可他心里清楚的很，这些都根本无法动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国民党是绝无可能再回来了。他只希望能为叶局长立个大功，好请求叶局长把他接出大陆，或者安排他偷越出境，彻底结束他提心吊胆的日子，重新开始光明富足永不提心吊胆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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