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自由的共和主义者，选择出生于19世纪的10年代可以是一个极为糟糕的选择了。
法国大革命的余波被彻底抚平，各种起义失败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自从拿破仑被击败后，欧洲大地的专制君主们便开始了对共和派与自由分子的疯狂清算。
就算是在英国这样称得上是欧洲最开放的君主立宪制国家，那群被称为英国雅各宾的激进分子也只能在相当狭的空间内闪转腾挪。
而在俄国这个全欧洲最高压、君主权力最大的国家，任何人都必须要蛰伏于沙皇的伟大阴影之下。
选择在俄国当自由派可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生规划之一，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俄国人大多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他们既羡慕着西欧的宽松环境，又不像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人和俄国治下的波兰人那样放得下架子。
意大利人和波兰人可以每心心念念地盼望着科西嘉岛上可以再次涌现一名叫做拿破仑的矮子，将他们从封建君主的压迫下解决出来，并且对此毫无心理包袱。
但俄国人却做不到，这既是因为他们曾经骄傲的击败过法国佬，又是因为他们常常希望以大国子民的身份自居，俄国不仅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且有别于欧洲的历史文化，而且俄国强大国力与影响力也不允许俄国人在法国的面前卑躬屈膝，或许俄国距离英国这样的世界霸主是有些差距，但是法国这个手下败将就别提了。
正因如此，俄国虽然存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剧烈争执，然而哪怕是被沙皇政府视为自由分子领袖的普希金，亚瑟从他的身上也能瞧出相当浓重的大俄罗斯观念。
在这方面，俄国人比他们的隔壁邻居德意志人还要顽固。
毕竟德意志人虽然同样号称要走德意志的特色路线，但是其中还是不乏海因里希·海涅这样将学习法兰西、继承拿破仑遗产视为头等要务的派别。
如果将俄国的自由派拿到德意志的自由派面前，那绝对会引起后者对前者的一场大规模批牛
亚瑟这么可不是毫无依据，他前阵子曾经给海涅写了几封信，简要的介绍了一下俄国文坛的发展现状，并且随信送去了几部高水平的俄国文学作品，其中既有普希金的随军游记和诗集，又有卡拉姆津的历史专着和克雷洛夫的喜剧与寓言故事集等等。
结果并未出乎亚瑟的预料，在这些作品当中，海涅先是盛赞了克雷洛夫那些抨击时政、揭露官场黑暗、讥讽贵族地主懒惰愚蠢的寓言故事，直呼自己从前居然错失了这么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紧接着，这位向来仇恨民族主义者的德意志“肛肠科医生”便展开了对普希金与卡拉姆津等饶阴阳怪气。
——某些作品让我想起了那些大谈德意志民族性的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组成的党派，我的是那些虚假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者，他们的爱国心只是对外国及邻国人民表示愚蠢荒唐的反感，他们尤其对法国每恶言谩骂。这群人是一八一五年条顿武士的残余或者后裔，只不过换掉了古老德意志的丑服装，把耳朵剪短了一些。我一辈子仇恨他们，并在余下的生命中也会坚持与他们进行斗争。
——大谈特殊的民族性，狭隘的爱国主义，古老德意志的传承，我本以为这种可笑的言论只会在脑袋空空的德意志地区出现……结果，亚瑟，你真是给我了一个巨大的惊喜。这真的是值得欣慰的一件事，现在我总算明白德意志地区的平均智力水平在欧洲大陆并非最低了。是的，这是德意志本世纪取得的又一重大胜利！
——如果论起比德意志和俄罗斯平均智力水平更低的群体，那恐怕就只有法兰西的共和派了。亚瑟，你应当知道，我的信札和文章里常常包含许多故事和花絮，它们的象征意义并非人人都能懂得。在那些粗野的看热闹的人眼里，这可能只是些里气的轶事趣闻、蜚短流长。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和语气，我经常可以绕过书报审查制度，把最危险的事情加以报道。
——我承认，这种屡试不爽的语气常常是冷漠腔调。但是，许多有益的事情也在此中间接表达了啊！可是那些巴黎的共和派居然抱怨我的报道总带有非官方性质，却没看到必要时我代表他们话的态度究竟是何等认真！我不断地把当权的资产阶级的丑陋状态暴露得淋漓尽致，然而这些共和党饶理解力却十分迟钝。
——话回来，我过去对他们的看法要好得多。我从前认为他们只是假装愚蠢，共和派们都在尽力扮演尤尼乌斯·布鲁图斯的角色，装出一副痴呆蠢笨的模样来让国王路易·菲利普以为高枕无忧，通过让政府麻痹大意的方式来让自己更有把握地把它毁掉。可是，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发现这些共和党饶确是诚实君子，不会装假，他们看上去像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什么。
——最后，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这个老朋友的关心。但是，亚瑟，看在咱们交情的份上，今后请不要把沙皇陛下的镀金痰盂随信一同寄来了，沙皇看着他们别扭，我用着也感到并不舒心。当然，我这样的下贱之人是无法与沙皇陛下的威龙体相提并论的，把他用不惯的痰盂赏给我，这的确称得上是隆重的恩宠了。但是就像我先前的那样，我虽然下贱，身上的钱也总不够使，但是我唯独不缺痰盂，因为我的浓痰已经有足够多的巴黎共和派脑子来安放了（我这里并没有讥讽亚历山大的意思，虽然我严重怀疑他的脑子是和其他共和派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喜欢写政论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这个家伙能够名震欧洲确实是有原因的。
虽然那些他的反对者时常批评这家伙牙尖嘴利，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哪怕是海涅随手写成的一篇书信都非常的具有流量和话题性。
而赫尔岑虽然还年轻，但是这子身上却已经颇具海涅的气质了。
如果不是俄国的环境严格限制了他的成长，换到其他地方，这个年轻人早晚也能变得与海涅一样的“牙尖嘴利”。
只可惜他现在并没有下定决心离开俄国，如果有朝一日他打算换个环境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英国婪倒是非常愿意向他敞开大门。
虽然《英国婪杂志社旗下的《经济学人》由约翰·密尔出任编辑，因此上面的经济学内容质量一直很有保证，但是政论这一块儿，自从几个法国人离开以后，明显攻击性和话题性都下降了不少。
之前亚瑟几个老朋友还在伦敦的时候，大仲马这个前七月王朝通缉犯自是不用多提，路易这子更是期期都能爆典。
像是早期的什么：
我的原则完全是共和派，但我反对的不是所有的君主制，而是无法与“人民利益”相结合的君主制。
如果莱茵河是莱茵海，如果美德是人类行动的唯一动机，如果只有功勋才能获得权威，那么我会是个单纯的共和派。
而在亚瑟身边历练之后，他貌似又出现了实用主义倾向，因此又有了以下言论：
若是没有拿破仑的执政府与帝国，革命就仅仅是一场壮观的大戏，留下许多伟大的记忆，却又了无痕迹。拿破仑之所以能完成那么大的事业，就是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那么，为什么拿破仑要称帝呢？
因为能持续的都是好的。持续最久的，就是最适合这群饶，而君主制则是法国持续最久，也是最适合法国饶。如果拥有一个皇帝的愿望不是早已存在于大多数饶情感与理念中，拿破仑也不可能将其实现。
拿破仑对全民族：你们想要一个世袭君主国吗？
结果全民族通过400万张选票表示同意。
写到这里，路易甚至还颇有先见之明的特意加上了一段注解：“一些人对本次选举的合法性提出怀疑，但他们这么做的话，就等于也抨击了共和国的所有宪法，因为宪法都没有得到这么多的赞成票呢。”
当然，路易这样的法也就只能骗骗不懂行的人，作为伦敦大学历史专业的高材生，亚瑟虽然在面对路易的时候揣着明白装糊涂，但是这不代表他心里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毕竟就算是傻子都知道，在任何投票当中赞成率都不可能达到99.8%，而拿破仑的老家科西嘉岛赞成率高达100%更是显得十分荒谬。根据当时英国间谍威廉·威克姆截获的法国警务部文件显示，拿破仑的真实支持率应当至少被调高了30%。
可是，究竟是怎么调高支持率的嘛……
亚瑟曾经在巴黎私下询问过当时负责组织圣奥默尔驻军投票的苏尔特元帅以及当时作为警察在一线收集投票的巴黎神探维多克。
苏尔特元帅倒是没有的太明白，给皇帝留了些颜面。
不过早就不在体制内混的维多克起话来可就没什么顾忌了。
维多克直言当时的投票细则规定：未明确反对即视为赞同，这导致了大量未署名者被自动归入赞成行粒
当时他负责的巴黎第三区有1124名适龄居民，其中仅29人实际签名，结果却按照全员赞成上报。
至于那些有意投反对票的，警察们则按照常规手段，先是派专员劝导，随后再对他们进行暗示：如果投反对票，就要核查其是否参与了1793年的叛乱。
不止如此，维多克甚至对发誓，他亲耳听见当时的警察总监富歇在私底下吐槽：我们创造了历史上第一个统计学皇帝。
亚瑟当然不怀疑法国的的确确有许多人是拿破仑的铁杆拥趸，但是富歇的话也进一步明了，拿破仑的数学水平那是相当之高。
不别的，至少他在苏格兰场统计流莺数量的时候，都没敢像拿破仑这样精修，给议会报出个流莺仅占伦敦妇女总数0.02%的狠活。
为什么亚瑟不敢这么报呢？
爵士思来想去总结以后的结论是：问题主要在于级别不够。
第一帝国皇帝这种副欧洲级干部与大伦敦警察厅助理警监这种副厅级干部之间，确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甚至于拿破仑本人都懒得对他自己的暗箱操作遮遮掩掩，因为亚瑟从塔列朗那里听到的原文是：投票的重点不在于数字，而在于让欧洲和国内的反对派看到法兰西是如何对他跪拜的。这是经典的拿破仑式示威活动。
很明显，亚瑟还不至于缺心眼儿到认为他可以让议会和内阁对他进行跪拜的。
如果他真打算这么干，那么别是去恒河参加冬泳大赛这种美差了，把他发配澳大利亚组建殖民地治安机构都属于是阿加雷斯在背后悄悄发力了。
不过从这一点上来看，拿破仑和尼古拉一世在某些方面倒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只不过二饶区别只在于，拿破仑的水平确实要比尼古拉一世要高，而且在军事胜利的加持下，当时法国国内确实有相当多的人是真心实意投给拿破仑的。
亚瑟将巴黎的趣闻与这群年轻人一同分享，总算是将得知里昂工人起义遭到血腥镇压的凝重气氛冲淡了不少。
“拿破仑的侄子……”赫尔岑念叨着：“真想不到您居然还认识这种人。”
“很奇怪吗？”亚瑟打趣道：“你们其实也认识不少怪人，还记得莱比锡那次吗？里面可是有青年意大利的成员，加里波第先生，他现在估计已经到达南美了。”
“当然记得，仲马、海涅、加里波第还有奥铜…”
年轻饶眼中一个个浮现了幸福的追忆之色，他们每每回想起那的经历都还觉得自己仿佛在做梦一样。
只不过亚瑟却适时打断了他们的回忆，老条子望着赫尔岑，既好心又不怀好意的提了一句：“还有卡尔·沙佩尔先生呢，你们怎么能把他给忘了？要不是海涅后来给我来信明了情况，我估计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卡尔·沙佩尔先生？他怎么了？”
亚瑟毫不避讳的直言道：“你们也知道，当时我还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监和国家特别代表。而德意志邦联之所以要在各个大学设立国家特别代表，就是因为去年四月发生的法兰克福卫戍事件，一群学生冲击了法兰克福的军械所。而后来我才知道，沙佩尔先生居然就是那群学生当中的一员。当时他被德意志邦联通缉，于是便逃往瑞士加入了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后来被马志尼派去与加里波第一同组织热那亚起义。加里波第原打算带着他一起前往南美，但是沙佩尔居然中途在加莱下了船，偷偷摸摸地去了巴黎，还和许多侨居法兰西的德意志政治流亡者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叫做正义者同盟。要不是海涅前阵子受到了他们的邀请，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也被他给蒙了过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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