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后的秋分，我蹲在新厂子门口抽烟，烟头明灭间又看见那个灰影——城中村拆迁公告都贴了半年，槐树巷的老房子拆得七零八落，可每次走夜路，墙根儿总蹲着穿灰对襟衫的老太太，怀里红纸包边角的金属搭扣反光，像极了骨灰盒的搭扣。
“建军，你最近魂不守舍的。”虎子在夜市摆烧烤摊，递来瓶冰啤酒，铝罐上的水珠滴在他手腕的新疤上——那是上个月在公墓被树枝划的，“李大爷，槐树巷的排水沟要填了，施工队前挖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半张烂纸，还迎…”他压低声音，“半只银镯子，内侧刻着‘桂花’。”
我捏扁啤酒罐，铝片割破掌心：“今晚就去。”
城中村废墟像被掀了盖的棺材，断墙残垣间堆着建筑垃圾，当年的排水沟早已干涸，坑底铺着碎砖头，却在月光下泛着水光，像有人特意泼了盆水。虎子抱着香烛纸钱，我揣着从李大爷那儿求来的朱砂符，鞋跟踩过碎瓷砖，发出“咔啦”声响，惊飞几只栖息的乌鸦。
“十年前就是这儿。”虎子用打火机照亮坑底，砖块缝隙里卡着片褪色的红纸，边角毛糙，“那暴雨，水涨到腰这儿，桂花婶的蓝布鞋漂在面上，像两只死鸭子。”他声音发颤，打火机差点掉下去。
我蹲下身，指尖触到砖块间的湿土，凉丝丝的，带着股腐朽味。突然听见头顶传来咳嗽声，抬头看见断墙上坐着个老头，穿蓝布衫，嘴角黑痣在月光下泛紫，正是王大爷：“伙子，来还纸包了？”
虎子手一抖，香烛撒了半套：“你、你不是……”老头笑了，缺牙的嘴黑洞洞的：“排水沟填了，我们没地儿蹲了，只能跟着你。”他拍拍身边空位，墙缝里渗出香灰，在地上堆成红纸包的形状，“当年你跑了，桂花在水里泡了三宿，攥着红纸包不肯松手，直到指甲盖都泡掉了——”
他抬起手，掌心露出三道凹痕，正是指甲被拔掉的痕迹。我突然想起母亲手腕的勒痕、老张脖子的淤紫，全是这双手掐出来的。虎子骂了句“卧槽”，掏出朱砂符就要贴，老头却不见了，断墙阴影里，桂花婶的灰影慢慢站起来，怀里红纸包“啪嗒”掉进水沟。
“捡起来。”她的声音从地底冒出来，排水沟的碎砖突然移位，露出个黑洞，里面漂着无数红纸包，每个都沾着香灰和淤泥，“把镯子还给王老头子，把药带给我，十年了，我们的咳嗽还没好……”
我想起第三章在公墓看见的信，桂花婶想当镯子换钱给王大爷买药，却失足掉沟里。虎子从兜里掏出复制品——真正的银镯子早交给李大爷埋回坟里了，他晃了晃：“给你！别缠着我们了！”
镯子掉进黑洞的瞬间，排水沟突然涌出水，浑浊的水里漂着十年前的碎纸片，我认出其中一张是桂花婶的药方，甘草、枇杷、香灰，全是治咳嗽的。水涨到膝盖时，王大爷和桂花婶的虚影从水里站起来，两人都穿着寿衣，手里捧着崭新的红纸包。
“该你了。”王大爷递过纸包，搭扣“咔嗒”作响，“当年你没接过桂花的包，现在补上。”纸包触到掌心的刹那，我突然看见十年前的场景：八岁的自己躲在墙后，看着桂花婶摔进沟里，红纸包漂向自己，却因为害怕转身就跑。
“对不起……”我捏紧纸包，里面硬邦邦的，这次不是骨灰盒，而是个铁皮药盒，“当年我胆，没敢救你，也没帮你把镯子带给王大爷……”
桂花婶的虚影软化下来，寿衣变回灰对襟衫：“傻孩子，我们不怪你，就是在下面没容纸包，老头子咳嗽没人管。”她指了指王大爷，后者正弯着腰咳嗽，后背弓得像座桥，“现在你接过包，就是活人跟死饶约定，以后走夜路看见红纸包，别躲，帮个忙，就算积德了。”
水突然退去，黑洞消失，排水沟变回干巴巴的碎砖堆。虎子瘫坐在地上，盯着手里的香灰：“所以他们不是要害我们，是没人帮他们递信物？”
“对。”我打开纸包，里面是包好的甘草片，还有张字条，用朱砂写着“给建军”，“十年前的红纸包是遗憾，现在的是解脱。”抬头再看，断墙上空无一人，只有晚风卷着片槐树叶，落在排水沟里，叶面上用香灰画着个笑脸，像极了桂花婶生前的模样。
回去的路上，虎子突然指着前方：“看！”拆迁办的围墙上，有人用红漆画着个巨大的红纸包，边角工整，中间写着“拆”字，却在月光下泛着香灰的灰白。我们没话，只是加快脚步，路过巷口最后一盏路灯时，灯杆上贴着张泛黄的纸，是十年前的寻人启事：“王桂花，穿灰对襟衫，拎红纸包，见到请联系……”
到家时父母已经睡了，我把朱砂符贴在玄关，转身看见鞋柜上摆着个红纸包，边角磨破，正是今晚在排水沟捡到的。打开来，除了甘草片，还有粒褪色的水果糖，水果糖纸上印着褪色的“桂花”二字——是十年前桂花婶常给孩子们的那种。
第二，城中村施工队在排水沟底挖出具完整的骨架，手腕上戴着半只银镯子，掌心攥着半张红纸，上面隐约可见“王老头子收”的字样。李大爷，这是桂花婶的骸骨，当年没捞全，现在终于能和王大爷合葬了。
葬礼那，我和虎子去公墓送了花圈，瓷罐里装着新捡的骨殖，骨灰盒上贴着红纸，写着“桂花婶收”。墓碑重新立起来，照片里的两人穿着蓝布衫和灰对襟衫，笑得格外安详，嘴角的黑痣都被细心地描过，像活着时那样。
从那以后，我再没在夜路上见过穿灰对襟衫的老太太。但偶尔经过老巷子，总会看见墙根儿有新烧的香灰，堆成红纸包的形状，旁边放着治咳嗽的药——知道是有人接过了新的约定。
去年冬，我谈了个女朋友，她家住城郊，每次送她回家，路过槐树巷旧址，她总会指着路灯：“你看，那儿好像有个人蹲着。”我笑笑，把她的围巾紧了紧：“别怕，是等红纸包的人。”
上个月，电子厂的王胖子突然找我，新来了个保安，总在夜班时咳嗽，后背弓得像虾米。我跟着他去厂子，看见值班室里坐着个老头，穿蓝布衫，嘴角有颗黑痣，正对着墙根抽烟，脚边放着个红纸包，边角磨破，露出半截金属搭扣。
“伙子，帮个忙呗。”老头抬头，声音哑得像砂纸擦玻璃，“把这个带给巷尾的桂花，就老王头想她了。”
我盯着红纸包，掌心微微发烫。十年前的暴雨、三年前的夜路、今晚的厂区，原来有些约定，一旦在活人死人之间牵了线，就永远断不了。深吸口气，我接过纸包，硬邦邦的边角硌着手心，这次没有霉味，只有淡淡的艾草香，像极了桂花婶当年给的水果糖。
“好嘞，”我把纸包揣进兜里，听见身后王胖子骂骂咧咧：“老陈你干啥呢？那老头是新来的，脑子有点毛病……”话没完就卡住了，因为他看见老头突然不见了，值班室的墙上，不知何时多了张老照片，是两个穿蓝布衫和灰对襟衫的老人，站在老槐树下，手里各拎着个红纸包，笑得格外灿烂。
走出厂子时，夜色正浓，路灯一闪一闪，像鬼眨眼。我摸着兜里的红纸包，突然明白，这世上最可怕的不是鬼，是活人心里的亏欠。只要有人愿意接过纸包，替死人完成没完的话、没送完的信，这世间的遗憾，就不算真的断了。
至于下一次遇见红纸包是什么时候？谁知道呢。反正夜路还长，总有人要走，总有人要蹲在墙根儿，等着递出那个硬邦邦的、带着香灰味的纸包。而我，这次不会再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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